1. 什么是新文化运动?这一运动在近代历史上起到了什么作用?

  新文化运动是由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蔡元培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发起的思想启蒙运动，以廓清蒙昧、启发理智，使广大民众从封建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沉重的失望代替了希望。一些先进知识分子从总结辛亥革命经验教训着手，提出“破除迷信”的口号，号召人们“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以求得“思想的解放”。

  1915年9月，参加过辛亥革命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延揽许多有新思想的学者来校任教。《新青年》编辑部也迁到北京，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参加编辑部工作，并充当主要撰稿人。北京大学和《新青年》编辑部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拥护“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就是提倡民主和科学。当封建主义在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时候，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有着历史的进步意义。但是，按照这个口号的倡导者陈独秀最初的解释，民主，是指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科学，“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他强调要用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可是，詹姆士的实用主义、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和罗素的新唯实主义这类用某些自然科学成果装饰起来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在他心目中也被认为是科学。这表明，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民主和科学，追求的还只是个人的解放，是为了“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即建设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以求适今世之生存”，而不是根本的社会改造。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把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了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孔学。他们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猛烈抨击以孔子为代表的“往圣前贤”，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包括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他们并没有否定孔学的历史作用，没有把孔学说得一无是处。他们着重指出的是，孔子所提倡的是“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与“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的目标不相适应。他们并且认为，那时统治阶级及其帮闲者们的文章和教育，不论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教条式的。这种情况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压制了民族的生机和创造力。为了提倡民主和科学，给发展资本主义扫清思想障碍，必须对孔学进行批判。他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自觉地向封建礼教提出全面挑战的勇士。通过批判孔学，他们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从而在中国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这个潮流是生气勃勃的、前进的、革命的。

  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勇猛冲击，形成一场前所未有的启蒙运动和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这些反封建的勇士们在思想认识和思想方法上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弱点。如：他们以为离开根本改造产生封建思想的社会环境，仅仅依靠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斗争，通过提倡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就可以根本改造国民性，造就新国民，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而没有揭示根本改造中国现存的基本社会制度的必要性;他们在思想方法上，存在着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偏向，把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绝对对立起来，表现为在某些问题上否定中国的一切，而肯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忽视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不善于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加以区别，而把复杂的文化现象作简单化的处理，缺乏科学的分析和批判能力，等等。尽管如此，但他们的斗争，毕竟方向是正确的态度是坚决的，因而有力地打击和动摇了长期以来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唤醒了一代青年，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广大青年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这就为适合中国社会需要的新思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2. 历史和人民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发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号召，使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感到“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这就推动先进的中国人倾向于社会主义，推动他们认真了解指导十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逐渐成为中国进步思想界的主流。

  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中，李大钊起着主要作用。1919年，他将《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编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帮助北京《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

  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陈独秀，这时也站在了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他在五四运动以后宣称，我们不应当再走“欧美、日本的错路”，明确宣布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

  毛泽东在其主编的《湘江评论》上，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认为这个胜利必将普及于世界，我们应该起而仿效。他第二次来到北京后，热心搜寻并阅读共产主义书籍，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20年《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上的一件大事。陈望道为翻译《共产党宣言》，秘密回到浙江义乌自己家中。他在潜心翻译时，把粽子蘸着墨汁吃掉却浑然不觉，还说：“够甜，够甜的了!”“真理的味道非常甜”，这彰显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救国真理的渴求，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

  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是多种主客观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的具备经历了一个过程。

  首先，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给人们带来预期的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和社会进步，旧的道路走不通了，就要寻找新的出路。新文化运动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救国方案，在中国社会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但在这些思潮发端地的欧美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已经相当尖锐，第一次世界大战又以极端的形式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加上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努力屡遭失败的事实，更使中国先进分子对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可行性产生了极大疑问。中国先进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革命道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第二，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社会基础、阶级基础。当中国的思想界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候，中国社会结构也在悄悄发生深刻变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忙于在欧洲战场厮杀，暂时放松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比较迅速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进一步壮大起来。五四运动前夕，产业工人已达200万人左右，成为一支日益重要的新兴社会力量。中国工人阶级是近代中国新生的伟大的革命阶级，除了具有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等基本优点，还具有坚决而彻底的革命性等突出优点。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土壤上，中国工人阶级必然成为革命最基本的动力。

  第三，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先进分子从巴黎和会所给予的实际教训中，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这是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进一步传播的直接原因。1919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胜的协约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等七项希望和取消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及换文的陈述书。会议拒绝了中国的合理要求，还将德国在山东的全部特权转交给日本，腐朽无能的北洋军阀政府竟准备在这样丧权辱国的合约上签字。消息传到国内，激起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慨，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第四，五四时期发生在马克思主义者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等之间的论争，扩大了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进一步推动了一些进步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在探索救亡图存道路的过程中，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观点纷然杂陈，越来越多的中国先进分子经过反复比较、推求和各自的摸索，逐步划清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界限、科学社会主义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逐步深入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走上了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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